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第3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1页。
为了更好发挥宪法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在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中必须深刻厘清民主对于法治的根基作用，对于发展的动力作用，对于治理的制度作用。经过不断探索，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该重大理念作了最直接、最精炼的表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是指在遵循政治与历史逻辑主线及其中规律的基础上，对其凝练的核心内涵在宪法上进行诠释，并为宪法上的制度与实践逻辑提供理论依据。2.最真实的指向一是，民主权利的享有程度突出。三、理论逻辑：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的核心内涵在诸多建构和规范民主的法律中，宪法居于至为关键的地位。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立法是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担负着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重要使命。
人民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对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完整参与，有效保障了权力受到制约监督，促使公职人员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成果民主。一方面，民主是发展的内在动力。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主权（sovereignty）是个非常古老的政治概念。第7条规定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尽管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能够制约监委，而且人大可以对监委实施监督，但这都不能否定监委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机关之间根本性的监察与被监察关系。与此同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面领导意识一直在不断加强，作为廉政型宪法权力机关的监察委员会，比传统功能型宪法权力机关更强调党的直接领导，《监察法》《监察官法》《监察法实施条例》对此都有明文之规定。
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45]之所以成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因为一方面腐败本身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过去分散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大大妨碍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有效领导，导致反腐败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复杂。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See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Bantam Dell, 2003, p.293.[19][英]A. V.戴雪：《英国宪法研究导论》，何永红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19页。[39]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内容之一是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其中，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履行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而执行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和依法裁判纷争的法院，都属于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由此可知，在我国现行政制建立之初，监察机关就具有宪法地位了。
作为一种廉政型宪法权力，监察权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是监察与被监察的关系有关法制工作机构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适时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意见。今年3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完成一系列重要议程和任务。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39页）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宪法的许多重要论述，都反映出讲宪法必须首先讲政治的特点。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文献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等，在局部地区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八是运用宪法精神凝聚立法共识。
又如，202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过程中，开展修法合宪性问题研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中提出，我国宪法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指向性与方向性相统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涵盖不同时期实行的生育政策。（二）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除宪法第二章规定的权利内容外，宪法第一章第十三条中规定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第十一条中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实际上是确认了公民又一项重要权利，即私有财产权。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宪政制度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一）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行动指南和共同思想基础。
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同我国宪法制度有直接关联。
其基本内容也是在不断丰富、深化和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立法，是宪法有效实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
（三）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事业，是我国宪法承担的重大使命。二是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50页）这一经典论述深刻指明了新中国国家制度、宪法制度的灵魂和要旨。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26页）1954年9月，刘少奇同志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阐述近代中国宪政宪法问题演变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宪法草案乃是对于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于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四、新时代10年我国宪法制度和宪法实践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突出位置，高度重视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用，推动宪法制度和宪法实践的创新发展和与时俱进，取得一系列新成效新经验。
另一方面，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中又有许多纲领性、宣示性、倡导性规范，多为宏观的、总括的、动态的，体现国家活动的目标和方向、理念和价值、立场和原则等。为增强全社会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作出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这虽然是表述顺序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如何看待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成为1982年宪法的一个新意。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国家法治上的最高体现。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内容。强调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二是宪法规范的可诉性问题。
这些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对新中国国家制度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三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法。
一方面，我国宪法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权力、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成果。宪法是一个整体，不论是宪法序言部分还是宪法条文部分，不论是纲领性规范还是行为性规范，都具有国家根本法意义上的法律效力。
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
